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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月笙的黑道经济学

1929年3月,杜氏创办的中汇银行正式开业,注册资本50万,实收25万,成为他涉足银行业之起点。而杜氏的另一密友,银行家钱新之告诉他:上海银行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,凡有新银行开业,其他各银行都要先去存上一笔钱,称为“堆花”。而上海各大银行老板,得知杜月笙要开办银行,势必前来“堆花”。如此钱滚钱,不愁资本不雄厚。事实确是如此,不少资本家为了讨好杜月笙,纷纷“堆花”捧场,而那些鸦片商人赌场老板,也识相地来“凑”,以“存款”为名,向杜氏示好。换言之,中汇银行以合法的银行业务,不仅将此前的黑钱洗白,也以此为平台,大肆交接各方能人,使得江湖与庙堂的利益输送变得更为合法、方便。
话说回来。杜月笙之所以为杜月笙,并非在于他转进至银行业,黄金荣、张啸林日后也都有涉足。杜氏之了不起,在于他与各方头面人物交往时,每能折节倾心以交。据郁咏馥回忆:“杜在开中汇银行以前,每天起身很迟,烟瘾也很大。中汇银行开设后,他在社会的活动越来越频繁,每天总在上午九时前起身,鸦片也不多抽了。”
此外,他对于知名银行家特为看重,倾心相交。尤其是1931年9月,上海商业银行发生挤兑风潮。形势尤为不堪,虽然中国、交通两大银行鼎力相助,仍旧不能挽狂澜于既倒。一筹莫展之际,陈光甫向杜月笙乞援。据说杜氏还是一派的“闲话一句”,翌日亲携巨款登门,众目睽睽之下,存于上海银行。有杜先生撑腰,上海银行怎会倒?原本闹得沸沸扬扬的挤兑风潮,就此烟消云散。经此一事,早先与杜月笙泛交的陈光甫也不得不“始敬佩而深德之”了。
而陈氏确也当得起上海人所说的“拎得清”。日后杜氏中汇银行新建大厦落成,他亦一次性存银50万两,且从一般“堆花”的三天,延长到整整一年,不取分文利息,杜月笙慨叹“陈光甫先生真正是漂亮的”!
在银行业八面玲珑之外,杜月笙也涉足实业。老上海向有一说,认为杜月笙发迹是靠“三杨开泰”,即杨度、杨志雄、杨管北为其出谋划策,开拓事业。杨管北本为镇江人,年少翩翩,长于辞令,后经陈群介绍,为杜氏收纳门下。
1931年,杨管北帮杜氏打进大达轮船公司。此公司原系清末著名实业家张謇于1904年所创立,垄断上海至苏北航线达24年,拥有四条江轮,总吨位在4000吨以上,洵为内河航运业巨擘。然而1925年张謇去世,其弟张詧因支持北洋军阀而政治处境不佳,从此一蹶不振。屋漏偏逢连夜雨,经理鲍心斋把多年企业利润20万两存在南通德记钱庄生息,孰料1930年钱庄倒闭,次年公司下属两条轮船又发生意外。穷途末路之际,杨管北为杜月笙和自己大量购进大达公司股票,大达董事徐陶庵即为杨之姨父,故尤为了解内情,遂乘机成为该公司股东。此后迭兴事端,终由杜氏任董事长,杨任公司副经理,一掌大权。
拿下大达之后,杜月笙开始在航运业生发事业,实行所谓“产运制销”,运送货物至苏北,同时在苏北收购小麦,就地制作面粉,运回上海销售,如此可不跑空船,两头获利。其中,杜月笙也与上海人称“阿德哥”的虞洽卿明争暗斗。虞氏亦为上海滩头面人物,有“赤脚财神”之称,旗下三北公司势力颇大,此外还有同乡开办的平安、达兴等公司助阵。三北、达兴公司本欲联名申请航行苏北线,但上海航政局长吴颙在杜月笙要求下拒发许可证。虞洽卿遂向交通部长俞飞鹏申诉,结果却碰壁,得了个“各航线暂维现状,不得变更”的指示。而事实上,苏北航线独独限制其余公司,杜控制的大达公司却为例外。两派互生事端,最终在航运界调停下,达兴分到上海至海门、启东的北沙航线,三北公司的永嘉轮由大达大通联合办事处租用,行驶苏北线,至此这段杜、虞之争才告消歇。1936年,杜氏更当选为全国船联会理事长,可算是执航运界牛耳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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