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泛亚投资者的写实

大多数泛亚投资者都经历过这样一个分水岭——在某一时刻,他们的生活戛然而止,旧有的人生轨迹和未来的理想蓝图不复存在,如同走到了断崖边,前方再无路可寻;同时,身后一道闸门迅速而沉重地落下,砸出一声巨响,那是对过往生活的道别。
 
2015年7月6日是李露的分水岭,那天她怀着一丝希望,走进了位于昆明市滇池路的泛亚交易所,她的目的是取回自己存于泛亚账户中的140万元。
 
混乱的交易所里,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资者,有人瘫倒在地,有人背着孩子哭喊,有人推搡着泛亚员工,有人在云南省金融办的工作人员面前跪下,也有人直直地站着,眼神空洞,一言不发。李露的希望就在这嘈杂中熄灭了,甚至少有人注意到她,人们有各自的悲哀与不幸,谁都没有资格声称自己是最凄惨的那一个。
 
这是一场遍及全国的灾难。泛亚的全称是“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”,号称全球最大的稀有金属交易所,也是国内客户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现货交易所。2011年成立后四年间迅速扩张,至少22万投资者被吸引参与,涉及资金达400多亿人民币。但最终显示,这不过是一个局,投资者们绝大多数都将血本无归。
 
不经意间闯入
 
李露是山西太原人,泛亚董事长单九良也是山西太原人。或许是出于对老乡的信任,尽管山西距离云南数千公里,但这里有很大一个泛亚投资者群体。
 
在泛亚危机爆发之前,李露过着一种西式的生活。53岁的她,身材与皮肤均保养得当,在太原经营着一家收入颇丰的服装店,和丈夫之间财务独立。她对奢侈品感兴趣,收集了许多名牌包和手表,用她自己的话——“喜欢精致的东西”。
 
李露每年都要出国旅游,但面对移民国外的朋友,她总会忍不住开玩笑道:“你们不爱国,美国护照有什么好?”戏谑之中也有认真的成分。她深信,在中国,通过个人的努力也能积累下财富,并享受不亚于美国的优渥生活。
 
相较之下,另一位投资者谭燕的积累之路,则是典型工薪阶层的缩影。1989年儿子出生时,夫妻二人只有500元积蓄,“正好生孩子住院押金就要交五百块钱。如果要交六百块钱我就不够了。”
 
谭燕今年50岁,是太原一家国有煤炭企业的办公室职员,属于大众眼中“稳定”的工作,每月薪酬两三千元。谭燕的丈夫早年与人合伙做长途运输,收入有一单没一单。
 
领着小老百姓能凑合度日的薪资,谭燕保守而现实,没有奢侈的追求,做着最普通的梦——攒下一笔钱,给儿子买房娶媳妇。为了实现这个计划,谭燕逛街从不进品牌店,她身上的衣服都是商家断码的特价货。二十年来,夫妻二人一共省下40万,再加上卖掉旧房子所得的60万。
 
100万,足够给儿子买一套新房子了,“完成我做母亲的任务。”谭燕想。
 
当谭燕朝着自己朴素的未来缓缓迈步时,距离太原不远的山西一个小城里,老党员马建国也在为儿子的事情忧心。
 
马建国71岁,有48年党龄,退休之前曾任信访办主任,他相信自己在这一位置上是称职的。“我会审查维权者的问题,需要找哪个单位协调我就找哪个,有人推脱,我该批评就批评;还有一些更大的事,我就亲自搞调查,你有什么冤屈,我直接上报给市委副书记,他也很支持我,我跟公检法联系,大部分问题都能解决。”
 
在这座四线城市,每月四五千元的退休金足以让马建国过得舒适。但2013年12月,马建国的儿子不幸遭遇车祸,第一次手术中,为了固定受创的骨骼,儿子的左腿内被植入了钢板。待恢复之后,还要进行二次手术,以将钢板取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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